明 银作局永乐陆年销镕花银伍拾两银锭

唐 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处置使贺冬进奉银壹佰两银铤

新春将至，红包拿来。有的红包袋上印有船形“银元宝”，两头翘、中间凸，造型可喜，深受大家喜爱。其实，这种“银元宝”造型是虚构的。浙博西湖美术馆，正在展出“银的历程——从银两到银元”，可去探一究竟，一起感受中国白银货币的历史变迁，沾沾银元宝的喜气，讨得一个新春财运亨通的好彩头。

唐时，白银货币仅见于向皇帝进献的银铤

白银货币实物，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后来的唐代国力鼎盛，金银自然成为皇室和达官贵人的奢用品。近半个世纪来，在一些地方相继发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唐代金银窖藏，出土了不少的金银饼和铤。

铤是什么？“铤者，金银铜等未成器铸作片，名曰铤。”唐代的银铤有直形和船形两种，有的还有铭文。而錾有铭文的直形铤发现很少，据报告仅有十余件，其中大部分是下级官吏向上级官吏进奉或者高级官吏向皇帝进奉的银铤。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最为珍贵的，就是杨国忠进奉的银铤，目前仅发现5件。其中，1956年西安市郊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两件最具有代表性，铤铭文上有“杨国忠”“税山银一铤五十两正”等字样。杨国忠在天宝年间任职户部侍郎判度支，把各地征集地方的租税和库存，铸而为铤进献皇上。

这次展品中，有一“贺冬”铤，重“一百两”，为唐浙江镇海节度裴璩在冬至节进献的白银，银铤上錾了裴璩的各种职务名称，以备核查。

南宋，都城杭州御街上有金银铺上百家

两宋时期，白银使用范围扩大，成为战争议和赔偿、帝王赏赐臣属、救灾、军费开支、赋税等主要财务，民间应用也很普遍。同时，银铤的形制也发生了变化，由直形演变为面大底小的束腰线板形。1955年，湖北黄石出土了银铤292件，这是南宋银铤出土最集中的一次，也说明南宋时期银铤的流行。

宋代银铤束腰爱美，中间内凹，四周还有波纹。《梦粱录》中说，“杭州大街......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都城纪胜》也有记载，“都城天街，旧自清河坊，南则呼南瓦，北谓之界北，中瓦前谓之五花儿中心，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御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仅百余家，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此钱备入纳算请钞引，并请作匠炉韛纷纭无数......”

可见，在南宋都城临安，御街上的金银盐业交引铺有上百家，陈列着金银和现钱，还设置有工场打造金银器饰和金银货币。

宋代银铤重量有五十两、二十五辆、十二两半、六两、三两不等。在南海一号沉船等水下考古中，还发现贸易用南宋银铤，这已经清晰地显示了白银货币是当时海外贸易中的重要交易媒介。

明清，外国银元在中国流行

元明时期，尤其是明朝，在建国初年就建立起多元化货币制度，以应对铜钱不足的窘境。明中后期，西班牙发现美洲银矿，源源不断地白银随着东方新航线的开辟，涌入购买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物品。

到了清朝道光年间，外国银元不仅在东南沿海通行无阻，大有向内地渗透之势。“每年夷船带来的洋钱，或二三百万元，或四五百万元。”嘉庆两江总督蒋攸关钴曾如此上奏皇帝。

洋元比中国传统银两方便耐用，交税纳赋、商业交易无一不用外国银元，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看不下去了，在1833年第一个提出自铸银元，他委婉地上奏道，“推广制钱之式以为银两，期于便民利用，并非仿洋钱而为之。”

187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自铸银元，“粤省拟试造外洋银元，上铸‘光绪元宝’四字，并用汉文洋文，以便与外洋交易。”以此来限制外洋流通，阻截白银外流，挽救国家经济。他向英国订购了全套造币机器，聘请外籍技师，银元在1890年正式发行，这是官铸银元的开端，新银元也广为流行。

后民国成立，公布“国币条例”，确立银本位制，规定以一元银元为国币，分为一元、半元、二角、一角四种币值。1928年，全国国民经济会议决定废两改元，制造新式国币银元。1935年，国民政府在英国的策划下，决定实施法币政策，从此，银元不再成为合法通货。而在美国制造，纪年有民国二十五年和民国二十六年的新银元，尚未流通，便成为了中国货币史上最后的银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