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虎饰件、鳜鱼挂件、龟鹤仙人纹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博物馆影响一座城。杭州博物馆与吴山相依相偎，好像天生就该生长于此。杭州博物馆馆长王英翔说：“这是属于杭州人自己的博物馆，每一个成长、工作和生活在杭州的人，都应该了解它。”

粮道山18号，吴山脚下的杭州博物馆，隐于热闹的河坊街历史文化街区，是了解杭州城历史变迁的好去处。

很多人都知道，杭州博物馆里有一只著名的战国水晶杯，但事实上馆藏的宝贝远不止于此。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文物出版社全新出版的《钱唐古物志》，书中详尽记录了杭州出土的、与杭州历史相关的150件馆藏珍贵文物。

今年，杭州博物馆建馆20周年，到目前已经接待了2000多万人次的中外观众。去年，杭州博物馆又增挂杭州博物院（筹）牌子。

建馆二十周年，杭州博物馆特别推出“粮道山18号计划”，串联起线上线下展览、公共艺术项目、影像系列、出版项目、公共教育项目等。

正在进行中的同名展览，展出馆藏精品158件，跨度从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到21世纪的展品，绝大多数都与杭州这座城市有着密切的联系，呈现了不同时期杭州的历史、文化、物质生活等人情风貌，其中77件为首次展出。

我们请杭州博物馆的文物专家们，从《钱唐古物志》中精选出一些最重磅的精品文物，一起了解这些杭州本塘出土的文物故事。它们中的大部分，可在杭州博物馆正在进行的展览中见到。

玉虎饰件

战国（前475-前221）

长2.5厘米，宽1.2厘米，厚0.5厘米

1990年杭州半山石塘战国1号墓出土

很快就是农历虎年，这头迷你又呆萌的玉虎是不是很应景呢？一头奔跑状的虎，正好是虎虎生威、龙腾虎跃进新年的好寓意。

玉虎饰件呈鸡骨白色，圆雕，虎爪收拢，口微张，鼻、目清晰可见，尾上翘，全身卷云纹饰毛发，腹部两侧再饰以细小阴刻线。

玉虎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其功能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据《周礼》记载：“以玉作六器，礼天地四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琥就是雕刻成虎形的玉器，玉虎为礼器。第二种则据《说文》：“虎，发兵瑞玉。”玉虎是发兵的信物。就像我们在影视剧中常见到的虎符，会劈为两半，左半交给将帅，右半由皇帝保存，用于调兵遣将。

不过，目前所见的虎形玉器大多数都是佩饰，有片状，也有圆雕。山西博物院藏有一件战国早期虎形玉佩从尺寸、造型和雕刻工艺上与这件十分相似，说明这一时期，玉器或治玉工艺的南北交流已较普遍。

1990年，玉虎饰件在杭州半山石塘战国1号墓出土，这里同时出土的还有杭州博物馆镇馆之宝“战国水晶杯”。

龙泉窑粉青釉凸弦纹奁（lián）式炉

南宋（1127-1279）

高10厘米，口径10.4厘米，足径7.4厘米

1978年12月杭州葛岭出土

奁，本为盛放食物或梳妆用品的容器，战国时期即有出现。宋时尚古之风盛行，模仿古铜奁之形作瓷香炉，即是当时尚古的表现。

这件奁式炉出土于杭州葛岭。葛岭是著名宗教圣地，相传东晋时便有著名道学家葛洪在此修行炼丹，至今仍有玛瑙寺山门屹立。南宋时期，无论是佛道两界，还是世俗各阶层，盛行焚香之风，各种类型与质地的香炉也因此精彩纷呈。

此类三足奁式炉，宋人称为“奁”“小奁”“古奁”，周密《武林旧事》所列清河郡王张俊进奉高宗的16件汝窑器有“大奁一，小奁一”，陆游《斋中杂题》中提及的“古奁香斫鹧鸪斑”等，皆指奁式香炉。除龙泉窑外，汝窑、定窑、吉州窑等皆有烧造此类产品。

青白玉鳜鱼挂件

南宋（1127-1279） 长7厘米，宽3厘米，厚1.55厘米

同样是一件喜庆又吉祥的文物。这件青白玉鳜鱼，圆雕，鱼体肥硕，圆眼大嘴，以写实的手法，再现出一尾鳜鱼悠游水中的情景，富有动感。鱼脊有一穿孔，可见这是配饰。

唐代诗人张志和所作《渔歌子》中有“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宋代诗人陆游在游鉴湖时，曾写下“新钓紫鳜鱼，旋洗白莲藕”。西塞山位于现浙江省湖州市，鉴湖位于现浙江省绍兴市，这些诗句说明，唐宋之时，鳜鱼已是江浙地区多见的食用鱼类。

宋代，玉器世俗化风格渐盛，玉雕题材愈加贴近民俗生活。由于“鱼”与“余”相谐音，寓意“连年有余”，鱼类造型的器物，像鳜鱼挂件等，在当时较为流行。

无款竹丛雀鸟图团扇页

南宋（1127-1279）

纵25.3厘米，横25.5厘米

团扇面上，一只白肚雀鸟停在树枝上，正昏昏欲睡，眼睛半闭，头部埋在翅里。白色线条勾画而成的白肚鼓鼓的，给人一种柔软、毛茸茸的感觉，与坚挺粗毛管组成的翅膀形成质感的反差。

宋代是团扇流行的高峰时期，其功能和价值，远远超越了团扇面本身的价值，成为展示绘画艺术的一种载体，文人墨客竞相把玩的艺术鉴赏品。

宋代的团扇绘画，也因此成为宫廷绘画的一种表现形式，尤其是在南宋。这些团扇绘画作品既有名家所绘，也有很多无款的作品。

临安府贰拾文铅牌

南宋（1127-1279）

长5.5厘米，宽1.4厘米，厚0.15厘米

铅牌，是为应急临时发行的地方性代用货币钱牌的一种。宋室南迁之后，由于战争频发，国库空虚，财政捉襟见肘。除了继续铸行铜币、大量发行铁钱，宋室还临时发行钱牌。

从目前发现的钱牌所示铭文来看，钱牌主要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江州（今江西九江）、和州（今安徽和县）等地流通使用。临安府钱牌按质地可分铜牌和铅牌两种，正面均铸楷书“临安府行用”五字，铜牌背面铭“准贰佰文省”“准叁佰文省”“准伍佰文省”，铅牌背面则铭“准壹拾文省”“准贰拾文省”等。钱牌上端铸有小圆孔，便于穿系。

“省”，意为“省陌”，一百钱币为足陌，不足百数之钱当百数使用则是“省陌”。

这枚临安府贰拾文铅牌仅可在临安府内使用，一定程度上起到弥补临安城内铜钱流通不足的作用。由于此类钱牌在战争时期发行，流通区域有限，流传至今存世量不多，较为罕见。

“清河坊西”戳记金叶子

南宋（1127-1279） 长10.15厘米，宽4厘米

南宋货币中，有一种叫金叶子，或称叶子金。但许多年来一直只见记载，未见实物。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浙江杭州、温州、湖州等地陆续出土了钤有不同铭文的折叠状金箔，据考证就是所谓的金叶子。

从现有出土的金叶子和金铤来看，其铭文如出一辙，重量也大致相当，为35-40克之间，在宋代约合黄金1两。金叶子折数不等，以10页折较为典型。

其铭文戳打有规律，四角戳打地名，如“清河坊西”“保佑坊南”“天水桥东”等，显示铸造该金叶子的金银铺所在区域与方位，大多为南宋临安城内的街巷名，间接证明了当时临安城内金银交引铺繁盛林立。中间戳打金银铺主或金银匠名，如“阮六郎铺”“陈二郎铺”“郭顺记”等，有的名称下方还戳印表示成色的“十分金”字样，部分还有金银铺独有的押记。金银铺在货币上打上标明成色、铺名、工匠名等多种内容的戳记，可以彰显店铺信誉优良，产品成色可靠，提高知名度。

金叶子具有携带方便，易分割的特点，据文献记载，黄金货币主要用于兑换钞引、赋税、上供、军费、国费开支等途径，是研究南宋金融经济史的重要物证。

“伯幾（jī）印章”白文铜印

元（1271-1368）

长2.5厘米，宽1.7厘米，高2.4厘米

1989年4月杭州苗圃元代鲜于枢墓出土

这两枚印均为铜质鼻纽，出土时残有印泥，且在传世作品上有同文钤印发现，专家认为应为鲜于枢生前使用之物。

鲜于枢（1246-1301），字伯幾，号困学民、困学山民、直寄老人、直寄道人、虎林隐吏，渔阳（今河北蓟县）人，曾任江浙行省都事，后官至太常寺典簿。晚年，他隐居在杭州西溪，闭门谢客，潜心研究诗书画曲。他知识渊博，艺术素养非常高，不仅通六艺、工书画，对文学音乐亦是高手，深得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推崇。

《鲜于枢过目书画及所用印鉴》中摘录鲜于枢用印16枚，其中1286年鲜于枢跋颜真卿《祭侄文稿》，钤印七种，其中即包含“鲜于枢伯幾父”“伯幾印章”二印。

此外，“伯幾印章”还见于宋米芾《致景文隰公札》、宋米友仁《云山图》（钤盖于1290年）、鲜于枢自己作品等。这两方文人私印实物，实属罕见，对研究鲜于枢本人作品及元初南方文人鉴藏史有重要意义。

雷峰塔经砖龙纹砚

中华民国（1912-1949）

长35.5厘米，宽16.2厘米，高5.2厘米

砖砚，即古砖改制的砚。早在唐宋时期，就有文人雅士以秦砖汉瓦加工成砚，雕刻精美的纹饰，并为之刻铭，作为纪念和见证，成就一段文房雅趣。清中晚期至民国初年，随着金石学的中兴，大量文化名人对收藏古砖、砖砚偏爱有加，逐渐形成一种风尚。

这方砚采用雷峰塔藏经砖改制而成。藏经砖通常在一端设有圆孔用于贮藏经卷，这块经砖质地细密，雕刻精美，正面浮雕海水鱼龙纹，寓意“鱼跃龙门”。中间刻长方形凹陷砚池，为研墨处。四边、背面多处刻有砚铭和雷峰夕照景观图。而多处砚铭详细记载了雷峰塔坍塌的过程和制作者、收藏者对于这方砖砚和它背后曲折故事的诸多感慨。

铜权

元延祐五年（1318)

高19.0厘米，底径9.7厘米，重6.3公斤

1989年杭州祖庙巷文浒弄中河工地出土

权，是古代中国度量衡中的衡器，称重量的器物，俗称“秤砣”，是悬挂秤杆之上可以移动的砝码。

这件铜权，纽端似“山”形，钮下有一圆孔为穿绳用。溜肩，肩部有两道弦纹。圆腹，下腹束腰处有一箍（gū）状突起。权腹铸楷体阳文“成八十杭州路延祐五年”字样。“成八十”有可能是铜权的编号。“杭州路”为铸造或发行地区。元代是行省制度，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四级，“路”相当于现在的“市”。“延祐五年”为纪年，即公元1318年，属元代中期。

从现在发现并收集的元代铜权来看，所铸地名有40余个，基本上是路一级的，集中在中书行省和江浙行省，证明这两地商业活动繁荣。此时的杭州繁华富庶，经济发达。这件有着明确纪年和“杭州”款识的铜权，是元代杭州地区商业经济活跃的明证。

行春桥魏三郎匠刻款 双夹层牡丹纹鎏金银盏

宋（960-1279）

口径7.6厘米，底径3.8厘米，高4.7厘米

这件鎏金银盏造型生动灵巧，由内外两层构成，中空。内层錾（zàn)刻牡丹纹，构图丰满，线条灵动；外层腹壁高浮雕牡丹花卉和枝叶纹，脉络细致，枝繁叶茂。外壁近圈足旁刻有“行春桥魏三郎匠”款，圈足中心有梅花形镂孔。

《武林旧事》卷六《瓦子勾栏》中记载，南宋临安府天竺路上的行春桥畔，有行春瓦子，是当时有名的综合性市场，集娱乐、百艺杂技、买卖交易为一处。后因杭州话中“行（háng）春”“洪（hóng)春”发音相似，因缘附会，“行春桥”便成了今天杭州灵隐路上的“洪春桥”。“魏三郎”约为南宋行春桥（即今天杭州灵隐路）附近的一位金银匠人，在盏底部錾刻金银铺地域和匠名，应是出于店铺宣传和商业信用的考虑。

宋代金银器上的立体凸花工艺，制作难度大，工匠需拥有极高的绘画和造型功底。从出土器物看，夹层结构的，多为杯、盏、碗等饮用器物，主要起隔热保温作用，可见宋人对于生活细节的考究。

“长城孙家造”人物故事纹菱花形铜镜

宋（960-1279）

直径21.9厘米，边厚0.5厘米 杭州见仁里出土

铜镜呈七瓣菱花形，边缘较窄，镜纽已残损。镜背雕龟鹤仙人故事图案，左侧为一名手捧寿桃的童子，童子上方一只仙鹤展翅飞翔，右侧端坐一名宽袖长袍的长须仙人，有头光。镜背下方饰一龟和花草。画面整体取“龟鹤延年”的寓意。

纽上方铸有“长城孙家造”五字铭文，应为制镜商家的名号。

“龟鹤仙人”是宋代最为流行的铜镜纹饰题材之一。宋代是继唐代之后的道教兴盛期，日常照面饰容的铜镜，也打上了这种鲜明的时代印记，龟鹤、仙人、松石这些与修仙长寿相关的符号都是当时较为流行的装饰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