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这些年，我们难以听到一首全民传唱的经典歌曲，也难以再现曾经全民追剧的盛况。有人说，这是“分众化”的时代，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萝卜白菜是多了，却并未见得受到了大众的喜爱，有的还让人吃坏了肚子。在文化市场已经初具规模的今天，文化精品的缺失成为了一种迷思——明明社会土壤更繁荣了，市场容量更壮大了，消费热情更高涨了，好作品却成了稀缺品。同时，将文化精品的缺失归咎于商人只顾逐利、明星只顾赚钱，漠视社会效益，真的合理吗？还是我们的整个产业生态需要进一步改进？本文作了探讨。

这是一个费解而浅见的事实：

在过去电视机里只有十几个频道的年代，市场资源的贫瘠并未阻挡文化精品的涌现，电视剧《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电影《霸王别姬》《红高粱》，歌曲《难忘今宵》《春天的故事》以及《春节联欢晚会》等综艺节目……一系列经典成为经久不衰的文化记忆。

如今，文化市场空前繁荣，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精品却似乎少了，鲜见万人空巷的影视作品，口口相传的大众音乐，津津乐道的文学名著。

我们通常认为，经济社会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春天。那么，在国家高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今天，高质量文化产品的缺失，意味着文化产业界存在哪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高量低质”抑制文化消费释潜

十九大作出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种不平衡不充分，体现在文化市场中。

比如说，近年来盛行的网络电影，虽然市场上大热。但粗制滥造有目共睹。据统计，2020年1月—4月在豆瓣开分的45部网络电影，平均分仅为4.3分。从电视剧来看，近年来，每年制作的剧集都超过1万集，广电总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更是达到了34431集。如此巨大的电视剧生产规模，真正让观众记得或是受到业界好评的作品却屈指可数。

高量低质导致的结果主要有两个：

一是大量影视项目陷入亏损。多数作品不赚钱是业界长期的痛点，而这次疫情更是雪上加霜，让许多公司濒临崩溃的边缘。

二是抑制了文化消费。近年来，我国文化消费显著增长，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拉动内需的重要因素。但是从消费结构来看，文化消费占整体消费比例仍然偏低，文化产品的数量已经够多了，这说明文化产品的质量并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

不能完全归咎于“商人逐利”

我们很容易把文化精品的缺失和文化市场的乱象归咎于商人“只顾赚钱”。

这种论点看似站在了道德高地上，实则有失偏颇。

因为，既然叫“产业”，那么逐利本来就是业界追求的合理目标。商人或者文化创作者并非秩序制定者，而是秩序的遵从者和践行者。只要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行业规定，他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打法来摘取最有利的果实。比如，现今风行的“搭便车”现象，通过复制海外模式、翻拍外国剧本、翻唱经典老歌、高薪聘请人气明星、制造各类噱头等方式来达到挣快钱的目的。这些方式虽然制造了大量的低质量文化产品，但毕竟是正常的市场行为，不值得提倡，也不应过度苛责。

更何况，如果咱们自己是明星，当有老板给你开出1亿片酬的时候，你会不会欣然笑纳？当copy韩国一个成熟的综艺模式，会带来确定性盈利时，你会不会冒险原创一档前途未卜的综艺节目？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见，将影视、音乐、书画等文化市场的一些乱象完全归咎于运营者或创作者是不公平的。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走“捷径”不应该被苛责。

而为什么会有这些“捷径”，是什么制造了这种捷径，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如何催生文化精品

以上牵出了两个疑问：

第一个，为什么有些作品质量很低，仍有观众追捧？

这当然有“矮子里头拔将军”的意味，“无可选”只能“退而选”，降低标准。比如，最近笔者已经将《龙岭迷窟》等口碑较好的网剧都看完了，无奈之下，虽然明知道《秋蝉》的口碑较低，想想还是捏着鼻子看吧。说直白些，巨大的中国市场给惯的。

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消费者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文化消费素养是在消费中培养出来的，不可否认，在缺乏引导的情况下，恶俗的、反智的文化产品也会受到观众热捧。而炮制一档恶俗产品所耗费的成本精力，以及所面临的市场风险，要远远低于一部精良的大制作。

第二个，为什么质量这么低，还能获得政策环境的许可？

这个问题，最典型的就是抗日神剧。这类剧，从小处说，奇葩剧情拉低了观众智商和欣赏水平。从大处说，这是对民族惨痛记忆和爱国热情的伤害。然而，就是在全社会的嘲笑戏谑和口诛笔伐中，抗日神剧依然层出不穷。原因为何？

有业界人士分析，一大原因是容易过审。抗日题材是爱国题材，逢审必过，有的还能拿到补贴，再故意搞一些离奇的噱头，盈利不在话下。

再比如说，虽然也出台过“禁娘令”等政策，但二十多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处理好如何对待“韩流”的问题。某种程度而言，我们对“韩流”中文化糟粕的容忍度要远大于本土作品。以至对我国青年的精神状态和价值取向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似乎至今也没得到足够的重视，以至照搬韩国的各种综艺、影视作品仍然大行其道——我们没有学到韩国文化作品中重阳刚、讲礼仪、有匠心的一面，却将韩流里阴阳怪气的娘炮文化效仿得淋漓尽致。

文艺担负着为民族培根铸魂的重要作用，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繁荣昌盛，文化精品是不能缺位的。

因此，要出“文化精品”，改变“高量低质”的现状，就要从整体层面营造一个良好的行业生态：

政策制定要精准：不能因为是“抗日”，就放马“神剧”，不能因为是韩流，就降低标准，不能因为是网剧，就网开一面。该治的要坚决治，彻底治。此外，对于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还是要认真进行价值判断，对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的作品，还是要本着负责的态度，让它进入市场。

市场环境要稳定：政策也要有逻辑上的连贯性和体系上的系统性，限娱令、限薪令等虽然都是好政策，但多为“因事施策”，属于“点”上的政策。如何结点成网，以政策的稳定来确保市场环境的稳定，让业界心里更有谱、知敬畏，给市场“治未病”，是未来政策制定需要破解的一项命题。

资源配置要平衡：资源配置，其实就是调整余缺。一些看似小众的艺术作品，实则为产生更多的文化精品发挥了实验作用、先锋作用，也为营造多元活力的文化生态提供助力。如何把市场上“富余”的部分补贴给“稀缺”的部分，平衡资源配置，是催生更多文化精品关键环节之一。

总而言之，让梦想者有市场，让小众化能生存，给投机者划底线，让糟粕被清除，我们的文化市场就一定能破解“高量低质”的迷思，诞生更多文化精品。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