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艺术社会学，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说过很著名的一句话：“艺术与社会学，多么奇怪的一对！”而对于这对组合的分析和解构成了几代学者研究的中心。回溯艺术社会学发展的历程，本文作者卢文超在文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关于艺术社会学，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说过很著名的一句话：“艺术与社会学，多么奇怪的一对！”那么，这一对组合，究竟“奇怪”在什么地方呢？对此，奥斯汀·哈灵顿的一段话可以给我们提供答案。他指出：“艺术倾向于颠覆世界的科学形象，而社会学则致力于消解社会生活中令人迷醉的神秘之物；艺术意在反对用唯物质主义解释生活，而社会学的旨趣则在于揭露表面上看来独一无二之物是如何被社会建构和再生产的。”从哈灵顿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艺术与社会学简直可以说是水火不容。俗话说，不是冤家不碰头，它们两个不仅碰头了，而且还结合在了一起，构成了“艺术社会学”这门学问。显然，它们也就成了“奇怪的一对”。

在过去，艺术曾被捧到神坛上。康德认为，艺术家是天才，创造的艺术独一无二；席勒认为，艺术家是救世主，艺术可以弥合分裂的人性；西美尔认为，艺术是人类最后的绿洲，是人类的希望之所在。艺术，曾经光芒四射，让人仰望。但是，艺术的冤家对头“社会学”出现了。英格利斯指出，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就是质疑一切，将一切去魅：“社会学家所接受的思维方式的训练就是，怀疑其他学术团体的观念，诸如美学家，以及艺术界之中团体的观点，诸如批评家和交易商……”。按照斯特朗的说法，这无疑也是一种“社会学殖民主义”。因此，在宗教和科学都被社会学家请下神坛之后，艺术最终遭遇了相似的命运。

在社会学向艺术进军的过程中，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法国的布尔迪厄和美国的贝克尔。无论是布尔迪厄的艺术场，还是贝克尔的艺术界，都将社会学的利刃投向了艺术。他们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艺术，打破了之前关于艺术的各种“迷思”：艺术家不再被视为天才，而是和普通的工人一样；艺术不再独一无二，不再具有什么“艺术性”，而是一种人们所贴的标签。换言之，艺术变得和寻常之物并无二致。这一方面向我们揭示了艺术更为丰富和复杂的“集体性”面相，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存在着还原主义的危险：艺术被还原为寻常的物品，艺术活动被还原为寻常的社会活动。艺术的特殊性消失不见了。

正是面对这样的危险，娜塔莉·海因里希撰写了《艺术为社会学带来什么》这本书，试图为我们寻找一种解决之道。如果说，布尔迪厄和贝克尔的艺术社会学更强调社会学能为艺术带来什么，那么，海因里希则从相反的角度思考：艺术能为社会学带来什么？

海因里希是布尔迪厄的学生，她曾在布尔迪厄的指导下研究艺术社会学。但是，这本书却是“反布尔迪厄”的。正如海因里希在书中所说，她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摆脱布尔迪厄思想的影响（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在海因里希看来，无论是布尔迪厄，还是贝克尔，都持有一种还原主义的立场。她指出：“不同流派的艺术社会学花了不少工夫，在这个以独特性为主的领域进行‘普遍式还原’，证明艺术家‘只不过’是经济环境、社会阶层或习性的产物。”

这种还原主义显然是海因里希无法接受的。因为在她看来，艺术领域具有独特性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拥有自己的逻辑，不受共同环境限制，无法被还原”。比如，贝克尔在《艺术界》中曾宣称，自己的艺术社会学不过是职业社会学向艺术领域的延伸，但是，海因里希却针锋相对地指出，从“职业生涯”的角度思考艺术家的经历，会妨碍我们思考职业概念在艺术领域的特殊性：“职业概念用在艺术领域似乎并不合适，因为它多被理解为策略性的、带有个人利益的（与共同性价值伦理相悖）；此外，职业概念映射标准化，这与独特性的要求相去甚远。真正的艺术家被认为是通过个性的方式（一种独特的创造手段）追求个人的目标（即艺术的追求）。而在其他领域，例如外交与公共管理，职业概念一般被理解为通过非个性的方式（必经的职业路径）追求个人的目标（晋升）。”换言之，艺术家的经历不能简单地还原为“职业生涯”。

那么，布尔迪厄和贝克尔问题的根源何在？在海因里希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并未严格恪守价值中立的原则。她指出：“当社会学家试图从个别现象中挖掘普遍性，或试图揭露虚幻的个人创造力时，他已不再是一名研究者，而是一名试图捍卫某种价值观的行为者。”换言之，当布尔迪厄和贝克尔以社会学方法研究艺术时，他们丧失了中立的立场，积极地捍卫某种价值观，这导致了他们研究的偏颇。

在这里出现了有趣而又重要的一幕。在贝克尔的《艺术界》中，他曾批判丹托的“艺术界”思想，认为作为一个美学家，丹托是价值介入的，积极投身于界定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而他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则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他无需介入这样的事宜，只需观察美学家们是怎么做的。但是，在海因里希这里，贝克尔不再是旁观者，而成了积极的介入者。或许，我们可以说，贝克尔对丹托的旁观本身，就有一种反精英主义的价值立场存在。这种立场在打开贝克尔思考可能性的同时，也限制了他。如果说对于丹托而言，贝克尔是旁观者；那么，对于贝克尔而言，海因里希则成了旁观者。真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里的关键在于：海因里希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发现了贝克尔的价值介入以及由此导致的对艺术的片面认识：因为秉持一种反精英主义的立场，贝克尔强化了艺术寻常物的一面，而淡化或忽视了其独特性的一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海因里希要回到布尔迪厄和贝克尔所批判的美学家们的立场，重现陷入对艺术家个体的狂热崇拜。在她看来，这两种立场其实都是一种价值判断：“任何还原为集体的、一般的、普遍的论断，以及任何对个体的、个人的、独特性的赞美，都不应被当作事实，而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批判性判断）。”在她看来，社会学家不应该在两者之中站队，而需要对此进行客观、中立的观察。就此而言，社会学家秉持一种多元化的立场是至关重要的。海因里希描绘了这样一幅美好的图景：“社会学家从此摆脱了本体论立场，可以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自由穿梭，了解行为者的各类解读模式，往返于不同类型的价值判断和论证体系中。”在海因里希看来，这种多元立场的好处就是：“通过多重价值体系，扩展了判断模式，因此获得了更有效、更丰富的描述能力，不必依靠支配权假设，揭发非理性或是斥责相对主义，就能将那些看似逻辑矛盾的价值观的并存状态呈现出来。”

因此，在社会学的研究中，海因里希主张一种“介入式中立”。她声称：“如果中立是社会学家自由穿梭的必要工具，这种穿梭过程也是断裂世界重建联系的唯一渠道。向一部分人解释另一部分人的道理，社会学家使本来矛盾的逻辑可以并存和对话，而不是彼此绞杀、鄙视和诋毁。因此，中立与介入并不矛盾。”换言之，只有这种介入式中立，才可以在不同价值体系之间建造起桥梁，实现价值观念之间的有效对话。王国维曾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在海因里希看来，要实现这种介入式中立，社会学家应该像王国维所说的诗人那样，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社会学家的竞争力恰恰在于他能够把握这两种逻辑矛盾的立场，即一方面他介入到行为者的世界中，与他们分享一致的价值观，通过移情和直觉来理解他们的世界如何运作，另一方面，他能够与行为者保持距离，以便在多元世界和多种观点中穿梭，在全局中考虑各种可能性。”由此可见，入乎其内，就是“介入”，出乎其外，就是“中立”。可以说，这就是海因里希的介入式中立的要义之所在。

那么，艺术与社会学这“奇怪的一对”之间是否有美好姻缘的可能呢？在我看来，当然是有的。如果我们从海因里希的“多元主义立场”出发，可以将艺术和社会学看作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它们两者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对话的关系，而不是一种霸权或殖民的关系。社会学不能完全将艺术吞没，将艺术彻底转变成寻常之物；艺术也不能无视社会学的尖锐见解，孤芳自赏，高高在上。亟需的是两者之间的平等对话。独白是贫瘠的，只有对话最富有生产性，因此，在我看来，艺术应该重视社会学的犀利性，在社会学的眼光中丰富对自己的认知；社会学也应该重视艺术的独特性，在研究这个独特的对象时发展和改变自己。布尔迪厄和贝克尔的重心是前者，而海因里希的重心则是后者。两者实际上都不可偏废。只要我们在问“社会学可以为艺术带来什么”时，也同时思考“艺术可以为社会学带来什么”，我们就会获得一种更平衡的眼光和思考。海因里希的贡献就在于给我们提出了后一个问题。对于海因里希来说，在过去，艺术听社会学说了太多的话，现在，社会学该倾听艺术说话了。只要两者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谈，而不是独白与霸权，两者就有美好姻缘的可能性。而这，也正是艺术社会学的未来之所在。

文章来源：

天涯杂志，《卢文超：艺术与社会学的奇缘 ——论娜塔莉.海因里希<艺术为社会学带来什么>|天涯·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