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慰安妇幸存者故事的纪录电影《二十二》用它真实、凝重、富有张力的电影艺术语言向人们展现了一部引人深思的人间悲剧，在全社会影响深远，具有重大的历史教育意义，也成为迄今为止票房最高的纪录片电影。就在观众们仍沉浸在历史悲痛中感叹和平的可贵时，网上流传的一组用纪录片中慰安妇幸存者截图做成的“表情包”立刻引发了网友的愤怒与社会舆论的集体讨伐。人们不禁要问：“恶搞戏谑本民族最屈辱的一段历史是何等低劣的行为？娱乐难道可以如此毫无底线？”这种过度娱乐已经不是单纯的情感发泄，而是对社会公德和良知的践踏。

一、如此娱乐，成何体统

娱乐是人们消遣放松的手段之一，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与生活中人们需要通过娱乐释放压力、调节情绪、排解苦闷，从而为再次投身劳动积蓄正能量。无论是组织群体活动还是开展个体间的相互交流，娱乐以制造笑料使人获得欢乐，为百姓带来喜悦与趣味为目的，它既不是刻意奉迎，也不是袖手旁观，而是从现实出发给予人们追求快乐，享受丰富情感，领悟天性的权利。为了达到娱乐的效果，满足群众的娱乐消费需求，在文化商品化的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层出不穷。从电视节目到网络社交媒体，从广告投放到图书出版，娱乐似乎已经成为衡量文化产品市场吸引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与全球化的后现代语境相关联的互联网时代，文化生态与审美风尚悄然发生着质的变化。以日常、感性、快餐、娱乐等为标签的消费效益原则冲击了以优雅、崇高、规范、秩序等为核心的经典美感风尚。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提到消费文化是后现代社会的动力，以符号与影像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消费导致艺术与生活、学术与通俗、文化与政治、神圣与世俗间区别的消解。这种对于符号与影像消费的狂热诱发了娱乐至上主义的观念，让娱乐快感取代了艺术美感，加快了人们日常生活质量与价值形态的重建。当然，重建不等同于矫枉过正的解构，泛娱乐化对大众道德、良知与价值观的扭曲正是引起此次慰安妇表情包事件的元凶。

娱乐不是“愚乐”，为迎合低级趣味，枉顾历史事实与社会公德的恶搞已经逾越了娱乐的底线，成为一种精神犯罪。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消费苦难而制造所谓的话题与关注度是“娱乐至死”的妖魔公然挑战伦理道德，公然侮辱他人人格，将社会责任置之度外的可怕行径。拍摄《二十二》这部讲述慰安妇悲惨经历的电影是为了警示后人勿忘国耻，珍爱和平，其产生的社会效益要远大于经济效益。而就是这样一部题材凝重严肃，值得深刻反思的历史纪录片却在网上被截图制作成哗众取宠的表情包，让本来就有惨痛身心创伤的慰安妇老人们受到二次伤害，彻底刺痛了社会舆论的敏感神经，让过度娱乐的悲剧昭然若揭。

 二、娱乐至死，孰是孰非

导致过度娱乐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很多，对经济利益的贪婪索取是引发“娱乐至死”的主要因素。人们之所以不惜破坏旧有的艺术叙事体系，心甘情愿充当娱乐的附庸是因为商业向文化的入侵改变了文化内容创作的原始动机，传统的审美接受范畴发生流变，致使文化作品的立意和主旨导向朝着充满铜臭味的错误方向发展，文化内涵被空有其表的娱乐符号剥夺，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能指狂欢。

吸引眼球，制造话题

积累注意力，提升关注度和社会影响力，利用受众对沉迷娱乐从而逃避现实的酒神精神的向往挖掘一切可以被娱乐的文化内容，用娱乐的语言表达思想，迎合受众在市场盲目性作祟下的大众文化需求，争夺流量是泛娱乐化预期达到的绩效。当社会舆论指向某一个娱乐话题时，庞大的流量能够起到病毒式传播和口碑营销作用，进而扩大信息关注点的受众覆盖面，将注意力转化成文化资本，制造“娱乐盛宴”，透支受众的从众热情。快乐是当代人求之不得的精神良药，但获得快乐的途径却因人而异，用搞笑风趣甚至有些恶俗的娱乐方式锁定受众的眼球只是一种创造用户粘性的可选之法。

市场调节，利益驱使

市场中资源配置的法则是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向最大价值产出点汇聚资源，只要能够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市场会不顾一切地追逐财富。由于市场规律的调节存在局限性和弊端，过度娱乐以此立足走上了拜金的不归路。富有深度的精英文化被娱乐扁平的大众文化抛弃，社会的文化品位开始向失去“光晕”的消费文化转向，文化商品刻意包装，向易于被欺骗的大众搔首弄姿，这些改变是文化商品化的后果，也是商业价值阉割艺术价值的必然。《小时代》系列电影的评分虽然不高，但借助明星效应仍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票房收入，只要有市场能赚钱，文化商品的内容质量就可以给经济效益让位。

制度局限，监管缺位

随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大部分文化事业单位被推向市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为了维持新生企业的正常运营和发展，这些转企后的事业单位不得不向收视率、点击率、上座率要收益，不成熟的文化市场体制导致这些市场初学者开始毫无戒备地向市场妥协。此外，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于过度娱乐监管的漏洞让泛娱乐化的危机更加凶险。监管机构既不能全盘否定娱乐的重要性，也不能以鼓励创新为由放任自流，制定强有力的监管政策和评价体系，从传受双方综合考量并做好正向引导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当务之急。

三、掌握分寸，守住底线

完善监管政策，打击违法行为

网上无下限的恶搞与散布谣言一定程度上就是犯罪。类似慰安妇表情包的过度娱乐性事件近年来层出不穷。对革命先烈的雕塑做出猥亵动作并拍照上传至网络，穿日本军装在上海街头恶搞合影等等这些令人发指、泯灭人性、沦丧道德与良知的行为早已突破了娱乐的底线，成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毒瘤。政府及相关责任机构应该加强网络文化内容的监管，必要时运用法律的武器打击通过恶意丑化英雄形象，歪曲历史事实，诽谤侮辱当事人等方式娱乐他人，提升舆论热度的下流之举。

2011年10月24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即所谓“限娱令”，以防止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2013年10月12日广电总局又出台“加强版限娱令”，加强对文化内容生产过度娱乐趋势的扼制。此前，湖南广电也开展巡视整改，力图扭转“娱乐立台”的思想，正视传媒的严肃性与导向性。种种举措表明国家正努力完善文化内容监管体制，向过度娱乐说“不”。文化创作者要心中有数

文化内容生产者创造了过度娱乐的内容，从源头入手提升文化创作者的精神素养和责任意识，把过度娱乐扼杀在摇篮里是让娱乐回归本质的根本途径。娱乐性是文化产品不可或缺的元素，但如何在娱乐中体现审美性和人文关怀，做到“寓教于乐”，让文化内容既有知识性又充满趣味是每一位文化创作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全社会要注重对文化创作者社会责任意识与底线思维的培养，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不断强化职业素养及职业道德教育，以自律为目标纠正错误观念，配合相应的硬性约束条件，让文化创作者真正认识到作品社会效益的巨大意义，提升文化作品的精神内涵。

结语：中国人讲求适度原则，凡事做到适可而止，量力而行是人生智慧的体现。过度娱乐是对道德底线的挑战，守住这一底线意味着守住良知，守住公德，守住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了底线思维的重要性，底线思维能力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能力，就是“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因此，文化工作者也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能力整顿过度娱乐现象，创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