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的视角有着不同的解读。从人文角度来看，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绝对数量的增加，它超越数量判断，关注社会与人的和谐发展。如何用人文视角解读中国经济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刘士林院长从以下方面给我们做了详细阐述。

    中国有着绵延数千年形成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土壤，足以改变或超越西方经济学基于西方经验得出的“经济规律”。

    我们不能把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看作是简单促进经济增长，而应理解为如何在客观条件总体趋紧的大背景下启动主体的精神变革和启蒙。

    人文话语阐释经济发展的合法性与必要性

    人文学者是否可以讨论经济问题或者说这种讨论有没有意义，在今天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笔者认为，人文学者不仅可以谈，而且还应成为经济研究领域的一种重要话语谱系。

    中国经济学的主流源于西方，也是现代百年的产物，这种出身有很大问题。实际上，经济学者只了解中国现代的一百年，而人文学者了解中国至少两三千年。很多在经济学者看来不可思议的现实问题和矛盾，在中国历史上曾反复“发生”或上演过，如果我们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了解稍多一点，这些就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其中最典型的是已持续十余年的“唱衰中国论”，但每一次我们不仅都成功地挺了过来，有时候还可以说“是福不是祸”。根本原因正如明代大儒吕坤说“老圃能开冬花，结春实”，中国有着绵延数千年形成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土壤，足以改变或超越西方经济学基于西方经验得出的“经济规律”，不会遵从按照西方理论方法做出的预测和结论。

    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的人文解读与阐释

    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与未来趋势，从2015年GDP增速首次“破7”或者说随着我国步入经济新常态以来，以“硬着陆”“断崖式”“L形”和比“L形”更糟的“持续下跌”论等为代表，经济学界的悲观预测和惶恐情绪不断膨胀和快速扩散。这些看法和判断是有待商榷的。

    在世界经济整体困顿疲软、前景“山重水复”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增速下降、风险困难增多是不争的事实，但面对这一大堆有目共睹的“现象”和“经验”，最后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关键不是以简单枚举法“堆一堆数据和案例”，而在于用什么眼光去看待、用什么方法去分析以及用什么价值体系去判断。按照一般的理解，经济学者对经济发展理应最有发言权，但问题在于，由于他们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来自西方，并习惯于拿西方的一套模型与标准来研究和判断，而很少考虑中西方在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等方面的重大差异，必然陷入“在理论上讲得通，在实践上行不通”的怪圈。庄子曾以“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来批评儒家，在今天也可以移赠西方和我国的“中国经济研究”，其主要问题是只懂得统计数据或研究模型而基本上不懂得中国的社会和人心。这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的各项预测基本上是“测不准”或“适得其反”的根源。

    关于中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差异，可从三方面简单地加以说明。

    首先，中西方的社会结构不同。中国社会一向有“超稳定结构”之称，它的“基础的基础”是“民以食为天”，只要有一碗饭吃，就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这与基于浮士德精神的西方社会判若天渊。当前的经济新常态不是经济不增长，而是由高速增长转化为中高速增长，两者的差别只是100元和80元的差别，而不是“身无分文”和“弹尽粮绝”。一些人主要依据收入增长变化来判断，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及其对经济下行的承受力的表现。

    其次，中西方的文化价值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又称宗法文化，这与西方的宗教文化完全不同。西方个体是独立的，但也是孤独和无依无靠的，西方人和人是契约关系，同时也是刺猬关系。中国文化植根于血缘亲情中，尽管这有碍现代个体的独立，但在个体遭遇困难和社会陷入动荡时，也会提供巨大的保护和深刻的慰藉。相关统计表明，近年来我国每年都有不少大学生“毕业就待业”，但令西方观察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些年轻人从学校出来后就好像人间蒸发了，其实是重新回到了父母身边，是传统文化对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再次，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在中国更复杂。西方经济学尽管理论流派众多，但大都逃不出“政府”“市场”两大关键词，其研究经济改革和治理的基本思路是，不是求救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就是乞灵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中国城市化与西方城市化主要由市场主导，拉美城市化主要由西方主导不同，其突出特点是“由政府和市场共同主导”，“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构成了推进中国城市发展的核心机制”。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既不可能有“与市场无关的政府”，也不可能有“与政府无关的市场”。城市和经济要协调和均衡发展，最好的办法是“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而不是在两者之中择其一。

    如果我们能够参透“中国式城市化”的特殊机制，就会以平常心看待经济发展。比如过去经济发展是快，但贪腐问题同样严重，普通民众并没有多少获得感。目前经济发展是在减速，但随着惩治腐败和整肃风纪的强度不断加大，其中真正惠及普通百姓的GDP也在不断增长，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化解目前比较浓重的社会戾气，最终增加政治、社会和心理的稳定性。

    创新驱动经济的中国文化机制

    哲学家贺麟说：“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目前一些文化产业部门和领域的创新，尽管在经济上有所斩获，但由于从属于西方文化和西方经济学框架，并不符合国家战略和民族利益的需要，甚至于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传承“大节有亏”。要想真正开启一个属于中国的“文化+经济”新时代，必须认真研究和建构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中国文化机制，使中华文化由手段变为目的，由资源变成主体。

    从战略方向上看，必须弄清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目前，我们主要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思路，把“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套用在“文化+经济”的新时代，或过分相信和寄希望于科技力量。但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经历了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无论是资源环境还是人类自身，都不可能再承受这种高速度和快节奏。因此在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向外部世界开拓或强化对主体的管理，而是如何改变和调整不可持续、不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是主流经济学极少关注和真正重视的“人心”问题。荀子说：“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尽管精神生产本身不直接创造财富，但却可以有效节制和降低人的消费欲望，直接减轻资源环境和社会分配的压力，并间接地增加了社会生产总量。“与其就经济而论经济，毋宁以兴文化而补经济”，这是从中国文化得来的生存发展新理念，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方向。

    从战略路径上看，必须充分结合我国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生态来开展经济治理。有人认为，既然经济减速和衰退是中西方共同面对的挑战，就应采取全球一致性的应对策略和治理举措，这是“全球经济治理”此起彼伏的直接原因。其实，我们不应被表象所迷惑。尽管环境恶化、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是共同的，但在与不同国家、区域和社会的“水土”结合后，必然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是为什么全球气候、贸易等领域很难达成治理共识，即使达成也很难落实的根源。西方理论与方法敏于现象，中国传统智慧更善于把握根本。从后者出发，才能发现经济与文化之间的深刻本质联系，并为全球和中国经济治理找到正确的战略路径。就文化创新驱动经济而言，我们不能把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看作是简单促进经济增长，而应理解为如何在客观条件总体趋紧的大背景下启动主体的精神变革和启蒙，为推进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主体条件和文化氛围。

    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开源节流，丰富生活消费品，这是文化产业的主要职责，是可以看得见的“文化+经济”的感性效益。二是节制欲望，减少不必要的消费，这是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出路。当下急需的是，充分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资源，培养人民“富日子能过，穷日子也能过”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建构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健康的现实人格，超越“只能过富日子，不能过穷日子”的西方思维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最终达到经济和环境标本兼治、物质与文化相得益彰、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群体和个体友善和谐的新境界。

    作者：刘士林（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

    文章来源：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