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古阳洞高树龛，安岳石窟紫竹观音，大足石刻数珠手观音，飞来峰卢舍那佛会浮雕……走进正在展出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嘉兴特展展厅，来自中国大地珍宝级的石窟遗存，上演跨越时空的无界交流。

一千多公里外，洛阳龙门石窟，90后数字化工程师廖剑、刘治维举起相机，进行着这场数字化回归的第一步——采集文物数据信息。

作为浙江大学文物数字化团队的“先行军”，他们常年深入全国代表性考古现场，进行田野调查、数据采集，与团队合力利用全球领先的扫描、建模、3D打印技术，让端坐于石窟中的佛像走出悬崖峭壁,使不可移动的文物实现跨地域展览。

近日，我们来到河南省洛阳市，跟随驻扎在当地的田野调查组，深入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龙门石窟，探访数字化考古调查工作现场。

飞檐走壁

一场汗如雨下的面壁

乘火车至千年古都洛阳，从以代表性地标命名的“洛阳龙门”站出发，一路向南，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门石窟，便坐落于不远处的伊阙峡谷间。自北魏始凿至今，这座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域外文明精华的石窟，已跨越了1500多年光景。

伊河水静静流淌，两岸青山的峭壁之上，10万余尊造像、2800余块碑刻题记的石窟遗存饱经风霜，廖剑和刘治维的工作，便是记录下历史在这里留下的每一条纹路——对石窟进行信息数据采集，并通过后续的数据处理，在数字世界中“还原”龙门石窟。

清晨7时30分，龙门石窟研究院的班车准时停靠在站点，我们跟随他们一起乘车到达景区南门，步行不到五分钟，仰头，龙门石窟的“名片”奉先寺，便远远出现在视野里。想要一睹大佛真容，还要沿石阶再埋头攀爬一段，去年12月开始，这段路他们每天都要扛着设备往返两次。

观景平台上，伴着每日第一批游客的感叹和欢呼声，正壁主尊的卢舍那大佛映入眼帘，巍峨山体投下阴影，这座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面相丰满圆润，庄严典雅，正用睿智的眼神俯视众生。凝视它，如同凝视历史，让人顿生渺小之感。

但人类总是能以渺小铸就伟大。穿上廖剑递来的多功能马甲工作服，我们跃过一道矮墙，进入可以零距离直面石窟的工作区。相比过去考古人员举着皮尺，一点点测量数据的考古方法，廖剑使用的多图像三维重构技术看似简单，却有着颠覆性的效果：他将环形闪光灯架在相机上，不断选取角度、按动快门，这些一手数据后续将交给计算机分析、重建。

在快门清脆的“啪啪”声中，廖剑以佛像为轴，围绕石窟南壁的一块区域环形挪动。以精确还原石窟为目标，他所拍摄的每两张照片的重合率要达到75%以上，这意味着在平均1平方米的范围内要拍下超过50张照片，这是一项考验观察能力的精细活。“我们要拍摄尽可能多的角度，寻找造像上那些细微的特征和痕迹，不断发现特征点。”廖剑说，要完成一块完整壁面的拍摄工作，举起相机便是2至3小时，为了保持观察的连贯性，他们拍摄期间不换人，只在原地短暂的休息。

此前十余年间，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已建立了一套成熟的数据采集规程和算法，只要有足够多的角度拍摄照片，计算机就能通过软件提取文物的“特征点”，初步计算出带纹理信息的三维模型，再结合激光数据最终生成高保真的模型数据。

廖剑的工作，便是整个数据链中最初的一环。

田野工作考验的不仅是专注度，更是对体力的挑战。记者上前尝试拍摄，加配了闪光灯的相机入手比想象的更重，粗掂量超过10斤，举起相机不到1分钟手臂便开始酸疼。8月的洛阳，有着南方一样的湿热，户外工作10分钟，身上的两层衣服便已汗湿。汗水流入眼睛像被蜇了一样疼，划过臂弯则泛起痒意，这是廖剑早已习惯的体感。冬天则是另一番难耐，郊区的冷意比城市来得更甚，寒冬中，他们常是唯一的“面壁者”。

反复举起相机，再放下查看拍摄情况，一旁的刘治维又拉来一架梯子辅助拍摄。石窟并非平面，要真实记录它需要180度甚至更广阔的视角，数字化工程师需要让自己站得高一些以获得俯拍角度。

“这还不算登高。”让刘治维更难忘的是刚刚结束的高空作业，去年12月，奉先寺开启时隔50年的大修，工程范围从奉先寺底部至上部山体，高度接近50米。228天里，廖剑和刘治维攀爬在脚手架上，拍遍了整个奉先寺。这期间，刘治维克服了自己的恐高症，曾经攀上十几米便不敢往下看的他，上架不到半个月便能贴着壁面自如的辗转腾挪。

“飞檐走壁”的采集工作最终在数据库中留下了7.5万多张高清照片，未来，这将为奉先寺定格出一张近乎一比一的数字画像。这也成为二人对这场50年一遇的零距离交流最好的回礼。

“雕刻”历史

与时间和自己对话

在不少从事文物数字化的人眼中，这是一份和时间竞速的事业，这一点，身处一线的田野工作者们体验更深。2021年3月24日，石窟寺文物数字化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浙江大学）龙门石窟研究院工作站正式揭牌，1990年出生的廖剑成为首批进场的工程师，不久，刚刚大学毕业的95后刘治维也加入其中。

“如果看老照片，你会发现那些缺失的佛首，上个世纪都还在，在现场看过往破坏的痕迹，真的很心痛。”廖剑时常会想，如果文物数字化能早一些运用到实践中，我们会否能更接近历史。

不断侵蚀文物的不止是人为活动，自然之手更有着无声的力量。风、雨和空气污染日复一日的“摩挲”，在石窟上留下不可逆的痕迹。龙门石窟的岩体多为石灰岩，受水的溶蚀作用影响明显，岩体的溶蚀物在洞窟雕刻品表面重新形成碳酸钙堆积，模糊了文物的面貌。

“龙门石窟是盛唐的明证，现在通过数字化手段，我们可以把珍贵的历史信息挖掘保留下来。”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家珍告诉记者，现代科技在石窟寺保护利用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支撑作用，促使了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

这也是一份以时间征服时间的工作，从大尺度的奉先寺到相对空间较小的古阳洞，记录工作被切分得更加细致。古阳洞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内容最丰富的一座石窟，整个壁面乃至窟顶遍布了大小不一、形式各异的像龛1000多个。下午，廖剑和刘治维拖着一个“大家伙”进场，这个名为“关节臂三维激光扫描仪”的工具，重量约为60公斤，攀爬脚手架时，两人上下开工，一托一提，才合力将仪器抬上洞内临时搭建的木板。

廖剑手握激光枪，垂直对准眼前的一座石狮子，由上至下进行扫描。扫描仪上部的三节臂让他得以灵活操作，实现360度旋转。一条激光线在造像上游走，中间的红色圆点始终不离激光线的中心。“这个瞄准点必须与线同频，才能确保扫描的角度最佳。”随着他的动作，仪器相连的电脑屏幕上，一个三维版本的狮子头从无到有，面目逐渐清晰。

扫描仪的采集精度可以达到0.03毫米，比一根头发丝还要细。但高精度扫描的前提，是操作者必须保持手部动作的匀速稳定，在不断晃动的木板上这并非易事，廖剑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才完全适应。“就像用数字技术，把这些造像重新雕刻了一遍。”

靠着一寸一寸的凝视与记录，他们用一年时间，完成了整个古阳洞的扫描工作。

日复一日的“面壁”生活，要克服的挑战还有“枯燥”。从小学习国画的廖剑，选择用艺术的视角去抚平内心的孤独。“拿起扫描仪工作，就像幼时拿起毛笔学画一样。”眼前精美的纹路，如同国画中的工笔画，都是精雕细琢的产物。“古人花了那么多时间雕琢这些艺术品，其实也是在花时间与自己对话，这就像一场自我修行。”廖剑说，沉浸其中内心便能获得平静。眼前，造像灵动的身姿、飘逸的衣裙都被他刻进脑海，成为他国画创作的灵感库。

对于学习文物考古与修复专业的刘治维而言，这项工作更像是一次实地游学。“古阳洞是年轻考古人员最好的实习基地。”刘治维解释，古阳洞的打造从北魏横跨至明清，拍摄过程中，他能从佛像上，直观感受北魏少数民族服饰汉化的过程。在这里，历史是流动的，每一处细节和新发现，都让他心动。

傍晚6时，洞内的光线暗淡下去，数字化工程师的工作迎来尾声，我们伴随游客一起离开景区。扛上设备，迎着朝阳出工，伴着晚霞归家，今天只是茫茫历史洪流中的千粟一粒。在这样一个普通的日子里，经历了千年历史的佛龛，借助数字化手段，又留下了自己的一抹印记。

在接下来的每一个日子里，这张龙门珍宝图将不断被填补空白，直至形成一个完整的复刻体。它将在数字空间永存，迎接一个又一个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