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是大多数人青春年少时期最美好的记忆，熬夜抄歌词、排队买周边也成为了校园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何时起，娱乐圈的“偶像”开始或多或少地带上了某种贬义色彩。因常被用以形容“年纪尚轻，颜值较高，极具人气和流量，但实力不足”的艺人，“偶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花瓶”的同义词。而从央视点名顶流的数据注水到公安部开展净网行动抓获流量造假的幕后推手，再到独立音乐人们在节目中公开表达对“偶像”和idol的不满，中国“偶像”是如何一步步被解构的？

在最广义的层面上，很多人会把自己喜欢的名人，不管是演员也好，歌手也罢，甚至是主持人、作家、运动员等任何一个领域里自己崇拜或者喜欢的人都称之为“偶像”。但本文聚焦在狭义层面，特指从事演艺活动的年轻艺人，尤其是以近年来各类偶像养成节目出道的年轻艺人以及“流量明星”等被粉丝经济裹挟的“偶像”。

一、粉丝经济的风靡为“偶像”助力也为“偶像”添堵

2005年《超级女声》出现后，一大批选秀节目应运而生，中国大众流行文化迎来了选秀时代，“粉丝”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从那时起，中国的粉丝文化和粉丝经济开始发酵。同时在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后，个体的粉丝开始走向集群化，粉丝本身的商业价值日趋受到关注，但是这种本土的选秀形式并未形成较为成熟的偶像培养机制和大规模的粉丝经济。

2018年被认为是中国的“偶像元年”，这很大程度归功于《偶像练习生》和《创造101》两档男（女）团青春成长节目。在这两档完全由粉丝投票决定选手能否以偶像团体成员出道的节目中，经营选手粉丝就意味着培育艺人未来的商业价值，市场将练习生、经纪公司和粉丝紧紧捆绑在一起，这推动着中国偶像文化与粉丝经济达到了目前的高潮。

可以预想到的是，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会通过练习生的渠道进入娱乐市场，这也为很多年轻人提供了实现梦想的可能。但随着“粉丝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体系化取代个人意志，粉丝话语权明显扩大，艺人的商业价值和引流能力逐渐超越了业务能力本身，成为了吸引投资方的最重要因素，商家和影视片方的资源开始向新“偶像”们倾斜，即使他们并不是最适合的人选。深谙此道的粉丝开始用各种破纪录般的数据向投资方证明偶像的影响力，关于“流量”的追逐也开始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甚至出现了“蔡徐坤一亿转发量”等不良事件。可见，“粉丝经济”的风靡是把双刃剑，在为娱乐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的同时，“流量为王”的风气也催生了一系列的乱象。

二、对标日韩，照搬照抄不能解决问题

日本，对于“偶像”的定义是特指以自身魅力为卖点的青年演艺人员，是一种职业的代称。偶像不见得非得有突出的专业技能，但通常具有独特的个人魅力；与普通的影视歌明星有所不同，“偶像”需要向粉丝贩卖梦想，也通常更具亲近感、陪伴感和家人属性。

韩国对于“偶像”的定义主要指的是通过娱乐公司选拔、训练、考核，最终出道的以唱跳为主的潮流艺人。与日本的养成系偶像有所不同，韩国的练习生机制要求偶像艺人在出道前必须经过长期的严苛训练，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准后，才能获得成团出道的机会。

对标日韩，在现代语境下，我国对“偶像”的定义尚不明晰，这是中国偶像制造工业效法日韩体系多年，却始终不曾得其要领的根源。中国的偶像产业发展既缺乏像日本二次元文化存在庞大需求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基础，也不具备像韩国那样标准化、体系化的成熟培养机制。一味地对日韩的偶像培养和运营模式进行照搬照抄，始终难以形成自身特色，极易导致同质化，局限了受众群体，也让粉丝圈层外的观众产生视觉疲劳甚至是抵触心理，加剧了人们对于“偶像”群体的负面评价。

三、过分追求速成，导致昙花一现

在中国本土的文化中，“偶像”是个非具象的存在，承担着“偶像”职责的从最早的领袖人物、劳动模范，一直到如今演艺圈中的演员、歌手、舞者......总之，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成为众人所喜爱、所推崇的代表人物，总要有一技之长或特别优秀之处。

但是，目前中国的偶像培养体系过分追求速成，培养周期的限制决定公司难以花费大量时间进行偶像个人能力的提升。目前的偶像经济走的是风投化路线，练习生想尽办法在短期内出道并积累流量，然后迅速变现，并投入到新一代偶像培养中。这与一些创业企业穷极一切地快速融资扩张，并在IPO之后迅速抛售套现的逻辑相类似，这样形成的恶性循环正是今天“速成类”偶像扎堆诞生的根源。这样的培养逻辑一方面导致了整个行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也导致了优质偶像缺乏，难以对受众形成持续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是对梦想成为偶像的年轻人的不负责任。在经历过短暂培养后，为了实现快速变现的目的，被过早的推到镁光灯和镜头下，但自身却没有过硬的专业素养而受到了大众的批评，比如近几年“小鲜肉”成为了实力差的代名词。

四、“偶像”是引领，不应只是“市场的产物”

偶像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偶像？偶像承担了重要的社会情绪缓冲功能，偶像的意义，有一个重要部分是时代人群的精神寄放空间和情感共同体。正如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在他的著作《消费社会》中提到，在后工业时代，消费符号化，人们消费的不再是物，而是一种符号。而偶像就是这一符号的载体之一，他们往往承担了很多概念，比如颜值、人格、才艺等，“偶像”满足了年轻观众们对娱乐和社交的需求，把握住了当前青年流行文化的要义所在，所以获得超高关注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偶像”对于青年粉丝的影响十分深远，“偶像”的打造也不应仅仅将市场或是流量作为唯一的标准。这不仅是对心怀梦想的年轻追梦人以及消费者的不负责任，也制约了中国娱乐产业的良性发展。

资本在偶像产业中起主导作用，尽管能在短期内通过事件宣传、人设打造调动大量粉丝涌入，从粉丝经济中获得高额收益，但在对热钱的追逐中也削弱了培养优质偶像的耐心与恒心，容易把本土的偶像文化生态引向一个不可持续的发展趋势。因此，现阶段对于偶像产业的从业人员来说，摒弃浮躁，学习日韩成熟模式的真正精髓，并在借鉴的基础上与本体文化和社会背景进行深度融合，才能在借鉴与实践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在作品与实力中培育中国偶像的未来。

参考来源：

蓝鲸财经，《“流量”是如何变成一个贬义词的？ 》

新京报，《急于商业变现的偶像速成，只能带来偶像速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