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文化源远流长，历经先民、三国、东晋、吴越国、南宋、近现代六个主要发展时期，其中，以五代十国的吴越国为重要转折点，虽立国仅72年，却开启了中华民族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江南千年繁荣。

昨天，第四届吴越文化论坛在临安青山湖畔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知名学者专家聚焦“吴越国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展开热烈探讨。疫情下，个别专家只能以视频演讲的方式“云”参会，但带来的新颖观点、学术发言，同样厚重。

葛剑雄

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葛剑雄高屋建瓴，将吴越国文化放在历史长河中审视，阐述了《钱镠和吴越政权对江南地区的发展》。

他从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得出的结论为依据，表明直到隋唐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重心依然在中原地区。

但到北宋，出现了“苏常熟、天下足”的说法；南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已为人津津乐道；明朝，“湖广熟，天下足”，江南在农业发达基础上，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民间有“松江衣被天下”之说；明清，江南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之地……

直到今天，长三角地区依然是全国经济文化最繁荣的地区。

“这个转变是在唐末五代时期完成的，正是钱镠和吴越政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葛剑雄说，其中的三大贡献，直接开启了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逐步南移。

首先是整治了太湖流域的水系，通过成立“水利部队”，进行大量的水利开发工程，建堰设闸调节水量，让从前饱受内涝、干旱之苦的吴越腹地，成为宜居乐业之地；

其次是捍海塘，吴越王钱镠投入大批人力物力，建立钱塘江边的捍海塘，保障了两岸不受潮水的侵袭，并三次扩建杭州城区，初步形成“三面湖山一面城”的城市格局，昔日的山间小县，成为“东南第一州”；

第三点特别难能可贵——钱镠和后人始终顺应历史潮流，维护统一，“保境安民”“纳土归宋”，让吴越国在那个战乱纷争的年代，最大限度避免了战乱破坏，长期安定繁荣，也让江南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使江南变成‘天堂’，使江南从此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关键性的贡献，就是钱镠和吴越政权做出的。这个贡献，怎么估价也不会过高。”葛剑雄说，看待历史人物，只要他对我们国家、对中华民族、对我们地方做出贡献，就永远会得到大家的纪念，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范国强

著名学者，范仲淹三十世孙，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

范国强透过唐宋转型，看吴越文化。

“国际学术界提出，唐宋转型表现出中国历史从‘中古’到‘近世’发展的特点和要素。这一特殊时期，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思想哲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经济形态、科学技术、军事组织、外交政策等，都出现巨大变革。”

北宋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鼎盛时期，吴越文化和宋韵文化一脉相承，在“唐宋转型”的历史节点上，吴越国顺应潮流、纳土归宋，促进华夏民族的大团结、文化的大繁荣，受到宋代百姓的广泛敬仰。

吴越王“保境安民”，发展经济，百业兴旺；疏浚西湖、太湖，筑钱塘江捍海堤，造福百姓；重视农桑，把江南变成鱼米之乡、天下粮仓；把苏杭打造成人间天堂。这在“唐宋转型”的文明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吴越国大兴州县办学，这为浙江成为历史上的文化大省、礼仪之邦打下了基础。

龚延明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宋史学会原副会长、2022年入选中国高贡献学者、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浙江省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龚延明在演讲中说，在十国中，钱氏诸王，史称最为开明贤达，这与遵守家训、不事内宠、身居桑梓之地更关心民情有关。一部五代十国从分裂走向北宋南北统一的历史，吴越国写下了和平归宋、促进中国统一的重要篇章。

“历史表明，大一统是中国的人心所向，避免动武、和平解决地方割据问题，是以人民利益为重，于中央与地方双赢的最佳选择，具有历史借鉴的现实意义。”

包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大城市学院教授，长江学者，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

“在传统史学的认识中，五代十国是一个天下分裂、战难频仍、社会倒退的时期。近年来，人们对这一历史阶段的看法有了更新，认识到它在从唐到宋承前启后的历史转折过程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包伟民说，尤其在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从此前相对落后于黄河流域，到比肩、甚至超越北方地区，一跃成为国家经济文化重心，吴越国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他坚持从纵向与横向两个侧面拓宽视野，以全局的眼光来研究吴越国文化，为今天的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例如，从纵向看，钱镠修建钱塘江捍海塘工程，既反映着从唐到宋整个东南沿海海塘修建历史进程的共性，又因为钱塘江涌潮问题而具有某些特性；从横向看，可以与邻近地区如江淮、湖广、岭南相互比较，深入揭示吴越国历史文化特点。

徐吉军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

徐吉军认为，吴越国文化，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宝库。

从文化贡献上看，吴越国是五代时期的文化高地之一，史称“浙右富庶登丰之久，上下无事，惟以文艺相高”。连苏轼都盛赞“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

从物质贡献上看，实行“保境安民”政策，积极兴水利、筑海塘，奠定了江南地区幸福富庶的物质基础；秘色瓷、丝绸纺织、造船技术、金银器加工、雕版印刷、花艺、海外贸易……均不同凡响。

从精神贡献上看，吴越国人才辈出，思想渊源、精神价值、历史贡献、代表人物和对后人的影响深远，天文学、建筑学等领域领先，还被誉为“东南佛国”。

吴越国文化孕育着中国古代朴素的文化、物质、精神共同富裕。钱镠有着浓厚的儒家“民为贵”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的治国理念。钱王始终与国家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心系百姓的安危，将爱国、爱民、爱家三者(修身、齐家、治国)密切贯通在一起，是中国历史上“舍小家成大家”的典型事例。

王旭烽

浙江农林大学教授、茶文化学科带头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王旭烽用极小的切口，剖析吴越国文化，昔日钱镠写给夫人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经她独特角度诠释，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短短九个字，既有体贴，为夫人着想的细腻，也有对妻子的思念，夫妻间的恩爱，被后世奉为“天下第一情书”。经苏东坡等文人的渲染后，“陌上花开”更是成为吴越文化中最温柔亮丽的文化符号。

“不过钱镠终究是吴越之王，说这九个字仅仅象征着忠贞的爱情脚步声，依旧还是格局小了。”王旭烽话锋一转说，从“缓缓归矣”中，她还听到了钱王从容不迫的历史脚步，他把握节奏，拿捏轻重，走出了与时俱进的姿态，走进了历史的新时代。

那是三种脚步声。

第一种“缓缓归”是从行军到农耕，从士兵沙场的脚步声，走到了筑海塘的打夯声，“保境安民”成基本国策；

第二种“缓缓归”是从枭雄到政治家，军阀残杀的嚎叫声，到谈判桌上的和议声，曾经杀伐果断的马上枭雄，渐渐懂得了不屈而胜；

第三种“缓缓归”是家国一体，从踩着金瓯的四分五裂声，走上一个统一的大中国疆域，钱镠以遗训与家训，拥护中原正统、一个中国，以此为基本国策，为今天的锦绣江南诗画浙江打下了最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