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于当地时间12月26日辞世，享年85岁。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年出生于英国，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近现代史专家，1965-2008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他的主要著作有《追寻现代中国》《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太平天国》《改变中国》《曹寅与康熙》《康熙》《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等。

史景迁被誉为最会讲故事的汉学家，他以优美流畅的文笔，把中国近代错综复杂的人物与史事，通过严谨的历史考证，以“说故事”的传统历史方法娓娓道来，让西方读者得以认识一个丰富的中国，也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的历史。

史景迁曾谦逊地说：“无论我是否有力气去讲故事，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能用比较动人的故事阐明过去，让别人对文化的不同层面都产生兴趣，这就足够了。”

名字寓意“景仰司马迁”

1936年出生的史景迁，6岁时读到一本中国艺术史，里面有关于中国画的介绍，让他开始对中国历史产生兴趣。23年后，作为剑桥大学的交换生，史景迁来到耶鲁求学。他在耶鲁的老师，是费正清的弟子芮玛丽，学术方向是中国史，于是中国历史在他面前徐徐展开。

史景迁的中文名字，是他的老师、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取的，“史”来自他的姓氏Spence，“景迁”则寓意“景仰司马迁”。

史景迁曾在《我的老师房兆楹》中回忆了他与房先生的师生渊源：“1962年2月，当时我还是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三年级的学生，已经完成了中文基础课程，正在思考下一步的计划。芮玛丽（Mary Wright）教授问我，是否已经决定研究清朝初期的历史，我做了肯定的回答。接着她问我想跟哪位教授做文献研究，因为她自己恐怕不能胜任讲授这一领域文献的工作。当时我正在阅读《清代名人传略》，受此启发，我回答说我只想师从这一领域的两位专家：一位是房兆楹（1908—1985年）教授，另一位是杜联喆教授。芮玛丽听完便哈哈大笑，说我很幸运，因为杜联喆教授就是房兆楹的夫人，而且她跟这对夫妇颇有交情。他们当时住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她建议我写信去问问夫妇俩能否收我为徒。我真的这样做了，房兆楹教授很快回信，客气地回答说愿意收下我。更加令人惊喜的是，在信开头，房兆楹教授建议我可以和他一块儿做研究——现在想想仍觉不可思议，但这却让我大为宽心。”

最想交朋友的皇帝是康熙

2014年2月，史景迁开启为期一个月的中国之旅，从北京到成都、西安，再到此行的终点站上海，行程横跨大半个中国。在一次讲座的互动环节，有读者问他最愿意和哪位皇帝交朋友。史景迁回答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教学、研究与写作中国历史的过程，我依然会选择康熙”。

跟着房兆楹学习时，史景迁得以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查阅馆藏原始档案资料，包括康熙的朱批奏折原件，成为最早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接触档案资料的西方学者。“从这些材料中我可以了解康熙皇帝批阅奏章时的情况。”史景迁说。他因此对康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利用这些档案写成了他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的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这部著作受到耶鲁大学出版社的赏识，但卖了20年，第一版都没卖完。

史景迁的第三本著作，《康熙：重构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在1974年出版后，引起了轰动，深受读者欢迎。书中，史景迁化身康熙，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发挥历史想象，“重构了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展现一个皇帝的喜怒哀乐，进而呈现当时中国的全貌。

在此之前，从未有历史学家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作历史。史景迁独特的历史叙事手法也引起了西方史学界的注意。史景迁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历史写作？史景迁曾说，他发现关于康熙的资料多到超乎想象，可以借此更深入地理解康熙，而且康熙不断使用“朕”这个第一人称代词，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让康熙本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呢？

把《聊斋志异》的故事写进社会史

史景迁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吸引学术圈外的普通读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文笔流畅，行云流水，具有上佳的可读性。

“对于妇人王氏，我的反应是一言难尽。她就像退潮时分在水里闪光的石头，让我带着几分憾意，从波澜中拾起，知道再过片刻，石头就会被阳光晒干，上面的色彩就会消逝。可是这一次却不同，色彩和纹理并未消退，反倒在我手中更加灿烂，时时提醒着我，是这块石头本身，把温暖传给握住它的血肉之躯。”这是史景迁的第四本书《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前言里的一段话。

《王氏之死》再现的是清初山东郯（tan）城、淄川农村人民的贫苦生活。主角之一王氏不堪生活的重压，与人私奔，最后却惨死在丈夫手下。

这本书的主要资料来自《郯城县志》和其他几个地方的方志，此外他还参考了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史景迁根据史料讲故事，每讲到适当段落，总能从蒲松龄那里截取另一段故事来作呼应。两套故事蒙太奇式地剪辑在一起，聊斋里的异人异事因此显露出了生活中常人常事的原型。

这本书也为他招致不小的争议，正统史学家认为这本书用文学材料写历史，并不科学。不过，喜欢的读者恰恰认为这是史景迁的独特所在。

其实他不太赞同司马迁的方法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这样评价史景迁的作品成就：“在他感同身受、叙事巧妙的文字里，中国人所经历的这些，都化为有血有肉的遭遇，尽管有时候残酷不堪。通过真切摹写出人物的品性及其处境，史景迁亲切地带领我们走进这些人的生命，让我们仿佛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仿佛跟他们有过直接的交流。这种感觉，只有最好的历史作品里才能赋予。”

对于“景迁”这个名字，史景迁一方面很谦虚地表示自己不可能达到司马迁那样的高度，另一方面，他也不太赞同司马迁的历史书写方式，尽管擅长讲故事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特点。

在史景迁看来，司马迁的著作中固然有丰富的叙事性，但他似乎并不在乎当今史学万分重视的“真实性”。对史景迁来说，追求文字表达的艺术性固然重要，但历史写作的文学性需严格限定在不违背史料的范围内。

史景迁的写作，行文可能极似小说，背后却是海量的档案史料。像《王氏之死》中，故事细节带出的是与故事相关的经济因果、风俗习惯、伦理观念、法律条文，真正是无一事无出处。

史景迁的弟子郑培凯说，史景迁有个有趣的写作习惯，他会同时进行多部作品的写作，每开始一本书的写作，他就在家中开辟出一个书房，这样的好处是截然不同的写作素材能够各归其位，井然有序。而他写的书，主题都不同，他也很高兴“并没有重复自己”：康熙的统治之术和内心世界，普通农妇王氏的悲剧，经历国破家亡之痛的张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太平天国……有些书是把宗教和文学联系起来，有些则把五四运动和清初联系起来，历史在他笔下，化为生动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