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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坛领袖吴昌硕的杭州情缘
发布时间:2016-01-07
来源: 杭州日报

问学诂经精舍 执掌西泠印社 长眠超山梅海

吴昌硕临写秦昭版、金文,都参入《石鼓文》的体势

美意延年图轴

花舍明珠滴香露

吴昌硕(1844-1927),出生于浙江安吉一个书香门第,虽曾为“酸寒一尉”,却以布衣终老。他对艺术孜孜不倦地追求,博采众长,融会贯通,集“诗、书、画、印”为一身,融金石书画为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在我国画史特别是近代艺术史上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

吴昌硕与杭州颇为有缘,曾求学于诂经精舍,任职于西泠印社,最后埋骨于余杭超山。在西湖孤山北面,有西泠印社精华之所在:观乐楼、题襟馆分列左右,中有华严经塔和小龙泓洞。文泉与闲泉一池静水后面的岩石上布满摩崖石刻,散发着浓郁的人文气息。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曾在观乐楼小住,后来这里被设为吴昌硕纪念室。观乐楼上有吴昌硕所做楹联:“印岂无源?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铃镝,一耕夫来自田间。”

两度来杭 负笈问学铭师恩

吴昌硕诞生于大动乱的年代,诞生四年前鸦片战争爆发,七岁时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吴昌硕的父亲为举人,但避而不仕,耕读为生。六岁时,吴昌硕便在父亲启蒙下识字念书,后来进入邻村私塾学习,经常带着刻印工具,有空就磨石刻印。因战乱,十多岁的吴昌硕两次逃难异乡,流亡数年,等到二十一岁辗转回乡,他一家就只剩父子二人了。正如他的《别芜园》诗中所说:“亡者四千人,生存二十五。骨肉剩零星,流离我心苦。”

吴昌硕喜欢交友,一些爱好诗画的朋友也常常来他的“芜园”谈诗论画,奏刀赫赫。后来吴昌硕走出芜园,游学于湖州,在大名士颜文采家做了一段时间幕僚。在颜家的藏书楼翻阅大量古籍后,他觉得金石书画,必须有相当的学术功底和文化内涵,于是他负笈西子湖畔,就学于孤山脚下的诂经精舍,师从一代经学大师俞樾,主攻文字学和辞章学。

吴昌硕是乡村来的年轻学子,俞樾很器重他,对他的诗文集书画篆刻也给予了肯定。吴昌硕作为俞樾主持下诂经精舍的早期弟子,其人生在西湖边翻开了全新的一页。他在这座江南著名学府中得到了系统正规的学术训练和高端严谨的艺事指导,对他的个人学识的积淀、文字学的造诣、金石篆刻的取法、书法诸体的师承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869年、1873年,吴昌硕曾先后两次在杭州诂经精舍问学。俞樾历经环海沉浮,性格坚毅,风骨傲然,自带一种大师的襟怀和名士的风度,从其问学者遍及海内外,前有吴昌硕,后有章太炎,号称“门秀三千”。这一切对吴昌硕的精神、人格和品行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乃至他后来也桃李满天下,培养了陈师曾、潘天寿、钱瘦铁、沙孟海、诸乐三、王个簃及和和井仙郎、长尾甲等一大批艺术名家。

吴昌硕对俞樾非常敬重,后来在苏州、上海等地从艺谋生之时,经常回到杭州拜望恩师。在恩师俞樾于杭州去世时,他饱含深情撰挽联云:“薄植荷栽培,附公门桃李,行今成松木;名山藏著作,自中兴将相后,别是传人。”

四绝俱全 “田间耕夫”做社长

吴昌硕四绝俱全,他自谓,“人说我善作画,其实我的书法比画好,而我的篆刻更胜于书法。”他自述,“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他的篆刻功力深厚,敢于突破窠臼,强劲有力,有欣然向上的气概。

在上世纪初叶,中国第一个专事篆刻艺术的全国性社团组织的西泠印社成立,而社长一职却虚位以待十年。1913年,七十岁的海上艺坛领袖吴昌硕被公推为首任社长,撑旗领路,从此其社会影响日渐广远。西泠印社现任副社长陈振濂说,“有这样的顶级人物登高一呼,情况很不一样。开始大家还仅局限于杭州传统浙派的文人士大夫之间,吴昌硕则连通了杭州和上海,甚至还有同日本等海外的交流。”与此同时,吴昌硕作为印坛领袖,也是以他出任西泠印社社长为标志。

吴昌硕出任社长之后,精英迅速云集而来,李叔同、黄宾虹、马一浮、丰子恺、吴湖帆等均为西泠印社社员,杨守敬、盛宣怀、康有为等为赞助社员。此后,西泠印社迅速发展,声望日隆,他还积极推动与日本书画篆刻界的交流,发展吸收日本等海外社员,杭州也逐步确立了海内金石书画重镇的地位。

吴昌硕对西泠印社有着特殊的感情,热心参与社址文化建设,他多次来印社创作、交游,留下大量墨迹。陈振濂说,“吴昌硕的诗书画印也给西泠印社树了一个标杆,尽管当时其他社团也在做,但吴昌硕就是一个绝对的高度。一直到1927年去世基本都是他的思想行为主导着西泠印社。”从1913年他担任社长到1927年故世的15年间,正逢民国初期社会变革、军阀混战的动荡时期,偏居孤山一隅的西泠印社,恰恰是基本建设规模速度最快的时期,兴土木,建亭阁,凿岭开道,植竹布梅,大致成型。

对西泠印社社团建设,吴昌硕以开放的姿态,拓宽印社的发展视野,团结、聚合国内著名书画篆刻家,引进海上题襟馆书画会入驻。西泠印社以金石文字为主的文物收藏、印学论著的收集整理工作,伴随山川雨露图书室、福连精舍等专门建筑设施的建成而全面展开,特别是收藏的出土于浙江余姚客星山的“浙东第一石”——“汉三老忌日石”碑,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字研究价值。1921年秋,该石碑被日本文物商从杭州外运之际,在吴昌硕的影响和带动下,西泠印社发动浙沪两地政要、名流、社友集资将其赎回杭州,并成为镇社之宝。此后,西泠印社又逐步收藏有魏、周、唐、宋、元、明、清等时代的碑刻及汉画像石、仿石鼓等,对印学研究、文字考古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吴昌硕这些富有远见的建社指导思想,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917年,吴昌硕镌刻了一方著名的朱文印“西泠印社中人”,取石鼓篆法,古逸浑穆,雍容典雅,为吴昌硕金石经典之作。而此印,代表着一代大师对自己印人身份的认同和金石精神的皈依。从此,每一个西泠印社社员,均以“西泠印社中人”自居,成为一种集体的精神标志。正是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使西泠印社在组织结构上富有凝聚力,得到了文化艺术节的推崇和尊重。

超山埋骨 苦铁道人梅知己

吴昌硕平生喜梅画梅咏梅,他在诗中说,“苦铁道人梅知己”。他在三十岁时,从潘芝畦学画。而潘是画梅的能手,所以吴昌硕学画就从画梅入手。直到晚年,梅花依旧是他画得最多的题材。

吴昌硕有一次醉后以酒和墨,用日本苔纸绘老梅,兴酣之余,落笔画出梅花各种姿态,集秀丽、孤冷、豪放、清逸于一画,千姿百态,美不胜收。除墨梅外,他也常画红梅。他还爱用大篆、草书笔法画梅,他在题画诗中写道:“是梅是篆了不问,白眼仰看萧寥天。”

曾有一位日本友人滑川先生,对吴昌硕表示无限崇敬,赠以日本名刀一口,求墨梅一幅。但其时国情,他以不胜感慨的心情绘之,把老梅倔强不屈之虬干,画成怒龙冲霄,笔走龙蛇,有如风云满纸,还题写诗句:“挥毫落纸如挥戈,请对此刀三摩挲。”

吴昌硕酷爱梅花,常常到杭州孤山、余杭超山等处观梅。超山有一株宋梅,吴昌硕特别喜欢,其枝干遒劲,花开六瓣,香压群芳,俏而不媚,艳而不俗。自诩为“梅知己”的吴昌硕,在1927年军阀混战之年避兵超山,他望着树木苍翠的超山,留恋徘徊不忍离去。

吴昌硕一直有“安得梅边结茅屋”之愿望,这次为永远与十里梅花为伴,他选定了超山做长眠之所。他指着报恩寺侧、宋梅亭旁的一块向阳坡地,叮嘱儿辈说,“如此佳地,百年后得埋其间,亦为快事。”应寺僧所请,他还在宋梅前欣然赋诗两首,其中有“梅尔铁铮铮,贵妃塔已倾”“此时仙一比,蓬勃看云生”等句。

当年,吴昌硕在上海病逝。遵照其遗愿,在超山宋梅亭后山麓为老人安葬,墓前门上有联曰:“其人为金石名家,沈酣到三代鼎彝,两京碑碣;此地傍玉潜故宅,环抱有几重山色,十里梅花”。吴昌硕是有缘的,长眠于“生前知己许寒梅”的香雪之海;超山也是有幸的,入住了一位“绝艺飞行全世界”的艺坛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