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活，离不开诗歌。

“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多少人爱你风韵妩媚的时光，爱你的美丽出自假意或真情，但唯有一人爱你灵魂的至诚。”

这些耳熟能详的译诗，以无尚的魅力，让汉语展现出更加斑斓的色彩。这些精彩的翻译作品，为我们带来了文字的重塑和经验的更新——它们已与我们的语言融为一体。

但译诗与原作的轨道，似乎很难严丝合缝——我们或许永远也无法从翻译作品中，看到诗歌最初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样子。

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该如何看待和阅读译诗呢？

近日，在由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翻译与当代诗歌”研讨会上，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南京、西安各地的学者、诗人、译者、评论家们，提供了一些全新的思路和视角。

让我们从最浅层的现象——“翻译腔”入手，来解答这个略显宏大的问题。

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张桃洲教授看来，为人诟病的“翻译腔”，有正当的存在理由，它是跨语际交流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因为，任何语言的向前发展，都不是简单的纯化，而是在糅合各种杂质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扩展自己的表达。

著名的翻译家朱生豪先生，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剧作时，在有些地方呈现出过于顺畅的表达。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是否通过自己的改造，将某些曲折缠绕的地方简化，只是为了呈现让中国读者感到舒服的语言形式。

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或者说语言和思想本就是一体的。思想的复杂、破碎、艰涩，同样也会在语言上呈现出来。平坦顺畅的译文，也许正在损害思想的传递。

诗人舒羽也传达出同样的信息，读者对翻译的责难，总是伴随着对它的依赖。翻译腔的生成，恰恰来自文化的差异性。不顺畅的“硬译”，反映的正是真实存在、无法回避的文化鸿沟。抹去了“异质性”的“意译”，或许塑造的只是虚假的和平。

正如当代诗人张枣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的，为了冲破陈词套语的束缚，有时“糟糕的翻译反而会对人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且是越生硬、歧义效果越强的翻译，为我们打开的语言可能性就越大”。

张桃洲说，“翻译腔”也许过于倚重原文，需要改进或商榷，但我们要尊重原作的表达方式和语词习惯。不同的语言相互碰撞时，翻译家或许更应该注重“声音的总体性”。不仅是格律、音韵等基本的声音构成，还包括声音中的感觉，这些细微的、能传递出更多原始信息的地方，也许正在吐露新芽。

青年诗人杜绿绿从原作者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诗歌被翻译的感受——她希望译者应该尊重原作，而不是进行过度的改造。

这些似乎都指向了同一个可能——越发流畅的语言，反而是愈加完美的陷阱，让我们不断远离粗糙、质朴的真实，困在自我满足的笼子里。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阅读翻译过来的诗歌？或者说，怎样才能避免走入语言的陷阱？

《上海文化》编辑、诗人、批评家张定浩提出了“对影成三人”的想法。译本是“不完整”的，只通过译本去理解诗歌，会造成巨大的误差和错位。张定浩说，我们正在通过影子去想象真实，通过灰烬去想象火焰，所以必须去寻找其他的补偿，去阻止自己的瞎想。

阅读原诗的诗论，会帮助我们看到被掩藏的东西。

简单地打个比方，将文言翻译成白话时，虽然我们每个字都能看懂，但却无法理解其中的美感。张定浩说，很难想象，一个读《论语》的人，会不去看朱熹的注解。更多的时候，我们对古典的深入理解，是通过阅读文论来达成的，阅读译诗也需如此。

评论，会帮助我们感受诗歌的美感。我们需要知道，在母语层面的其他诗人是如何看待这首诗的，那些杰出的评论者是如何谈论它的。诗论的翻译，也会有更高的准确度。

对着译诗的影子，我们需要有三个人的呈现，译者、评论者和读者自己。通过这三个层面，来慢慢抵达影子背后的真实。

另一方面，或许诗歌需要被不断地重译。浙江大学国际文化系江弱水教授说，一个译本，不一定能反映原作的全部容貌；但多个译本，一定能够充实诗歌的原貌。

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是被翻译最多的外文诗歌。戴望舒、卞之琳的翻译，今天仍然有其不可替代性；钱春绮、郭宏安的全译本、王力的旧体诗译本，都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接近原作的可能。

阅读不同的译本，也让我们有了接近原作的无限可能，才能去揭开因为语言所产生的，那层神秘又迷人的面纱。